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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文典:民国最“傲娇”的大师

文章来源: 人气:2329 发表时间:2020-11-02

刘文典出生于合肥,他也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合肥人,对合肥一直有很深的感情。现在只要看到刘文典的著作,凡是线装本的,第一页上都写有合肥刘文典。据说,刘文典还专门印了一张名片,上面没有写什么教授的头衔,就几个字,“刘文典,合肥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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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文典

刘文典(1889~1958年),字叔雅,出生于安徽合肥,祖籍安徽怀宁,中国文学史家。1909年赴日本求学,1916年回国,历任北京大学教授、安徽大学校长、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。1938年到昆明,先后在西南联大、云南大学任教,为九三学社成员。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,著作有《淮南鸿烈解》、《庄子补正》、《三余杂记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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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师之路

1889年,刘文典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家境尚算优渥的家庭,父亲以经商为业,为人本分,很重视子女的教育。幼时,刘文典便被父亲送往教会学校学习,又因其聪明好学,日后又掌握了英、德、日等多方外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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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文典与其家人

前排左一为其夫人张秋华,后排为次子刘平章及其媳马顺珍

年轻时候的刘文典,好学、善学、潜心于学问,他不仅得到陈独秀、刘师培的赏识,担任过孙中山秘书,还师从陈寅恪,学有专攻,写出了《淮南鸿列集解》、《庄子补正》等不朽名篇著作,是一位被公认的拥有真才实学的学者。

27岁那年,刘文典已被聘为北大教授。“五四”运动前后,他担任《新青年》杂志英文编辑。 1927年,刘文典任国立安徽大学校长。1929年,他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、主任,同时在北大兼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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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文典

抗日战争爆发后,日本侵略者曾多次派人请他出来教学并在日伪政府做官,他都断然拒绝,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。1938年刘文典先生前往昆明,在西南联大任教,后被聘到云南大学任教,直至新中国成立。

1949年末,昆明解放前夕,朋友曾动员他去美国,已替他找妥具体去所,并为他一家办好了入境签证。但刘文典谢绝了,他说“我是中国人,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”。1956年刘文典被评为一级教授,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、二届委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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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文典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写给夫人张秋华的家书

刘文典学业精湛,治学严谨,被当时的大师们广为赞誉;他性格耿直,个性鲜明,被称为民国最有骨气的文人与名士;他上课不拘一格,深受学生欢迎与爱戴;他敢于顶撞蒋介石,全力维护学生,一身傲骨被广为流传;他身怀名节,爱国正直,代表着知识分子的脊梁。他眷念着故土合肥,不忘家乡情怀,多次将字画捐至安徽大学;他有拳拳爱子之心,春风化雨成铮铮教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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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学:逍遥自在,浮游随性

世上最懂庄子的人

1906年,刘文典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芜湖安徽公学。这是一所新式学校,当时,陈独秀、刘师培正受聘于这所学校,担任学校教师,民主气氛十分浓厚。

三年后,刘文典赴日留学,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,并在章太炎等人影响下开始反清活动。1912年,刘文典学成回国,与他人一起创办《民立报》,任编辑和翻译,后因特殊机缘,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。

1917年,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,他聘请刘文典任北大中文系教授,从此刘文典开始踏上治学之路。

北大授课期间,刘文典把主要精力放在《淮南子》校勘上,经过多年努力,1923年,《淮南鸿烈集解》正式出版,刘文典一时声名大振,也由此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。

胡适破例为其作序,并对此书大加赞誉。晚年周作人也曾回忆说:“他(指刘文典)实是一个国学大家,他的《淮南鸿烈集解》的著书出版已经好久,不知道随后有什么新著,但就是那一部书也足够显示他的学力而有余了。”

刘文典并没有就此满足,此后又开始了《庄子》和《说苑》等经典的校勘工作,在校勘界声誉日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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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9年,《庄子补正》出版,陈寅恪为之作序,不惜大放溢美之词。陈寅恪人称“教授之教授”、“大师之大师”,能为此书作序,刘文典顿时身价倍增。此书一出,刘文典在全国学术界获得“庄子专家”的美誉。

每次上课讲《庄子》时,刘文典第一句总是说:“《庄子》嘛,我是不懂的,也没有人懂!”言下之意是如果他不懂《庄子》,别人就更不懂了,可见其自负之情。

在西南联大时,曾有人向刘文典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,刘文典大发感慨,口出狂言说:“在中国真正懂得《庄子》的,就是有两个人。一个是庄周,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。”

《庄子补正》的出版,也让刘文典的学术生涯达到最高潮期。

据闻,刘文典为了静心研究学问,总是在夜里九十点钟开始看书写作,一直到第二天七八点才睡觉,从来不吃早点。到了中午,饭做好后,由夫人张秋华负责叫他起床,并把他“领”出房间。

有时,张秋华给他夹菜时,他还朦朦胧胧的,似乎没睡醒,看也不看便一口吃下去,在他看来外表饮食这些学问之外的事,都不足留意,足见其修学刻苦。

最受学生欢迎的刘教授

西南联大的教授会讲课的不少,但像刘文典那样把课讲得出神入化的并不多。刘文典一直深得学生的欢心和敬意,连他的冤家对头也不得不佩服。

喜欢拖堂、月下授课

刘文典先在北大、清华任教,抗战时,又在西南联大任教,他既学问精深,性格耿直,又对学生平和友善,被学生称为“最有学术声望”与“最受学生欢迎”的教授之一。

刘文典在西南联大开设《庄子》、《文选》等课程。他讲课不拘常规,常常乘兴随意,倒也别开生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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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的课堂

上《文选》课时,刘文典总是带上一壶茶,外加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,讲到得意处,他就一边吸旱烟,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,下课铃响也不理会。下午课时,他经常拖堂到五点多钟才勉强结束,倒是学生们也不厌恶他的拖堂,反而乐意他的高谈论阔。

有一次,刘文典只上了半小时的课,便夹着教案要离开,同学们甚是不解。只见,刘文典徐徐宣布说:“今天提前下课,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。”

原来,下周三是阴历五月十五,他要在月光下讲《月赋》。届时,校园内摆下一圈座位,刘文典坐在中间,当着一轮皓月大讲《月赋》,生动形象,见解精辟。同学们听得很是入迷,觉得是一次难得的享受。

张中行晚年在回忆文章中记录了一件有趣的事。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庄子时,一次大名鼎鼎的吴宓教授也去旁听,“他讲书,吴宓(号雨僧)也去听,坐在教室内最后一排。他仍是闭目讲,讲到自己认为独到的体会时,总是抬头张目向最后看,问道:‘雨僧兄以为如何?’吴宓照例起立,恭恭敬敬,一面点头一面答:‘高见甚是,高见甚是。’惹得全场人为之暗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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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宓

吴宓一向自视甚高,但对刘文典的学问却是十分佩服的,一九四二年他在日记中记录:“听典讲《红楼梦》并答学生问。时大雨如注,击屋顶锡铁如雷声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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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画面或许能让你想起电影《无问西东》中西南联大雨中上课的一个场景,因云南雨势太大,雨珠“啪啪”敲击在教室房顶,学生无法听见教授的声音,只得安静下来静静等待,教授在黑板上从容地写下四个大字“静坐听雨”。

观世音菩萨

刘文典在教学中,经常语出惊人。

一次,有学生问道:“先生对写文章有何高见?”“问得好!”刘文典应声而答,然后朗声吐出五个字——“观世音菩萨”。

众学子一听无不愕然,先生这不是答非所问?给我们念什么佛呀?

刘文典神秘地解说道:“‘观’,多多观察生活;‘世’,须要明白世故人情;‘音’,讲究音韵;‘菩萨’,要有救苦救难、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。作文一样,也不可以说得天花乱坠,离题太远,完了。”

这个解释通达明晰,学生豁然开朗。

刘文典于“观世音菩萨”五字上心得几何?他胸无城府,不够圆滑,张嘴就会得罪人,至少在“世”字上是颇有欠缺的。但这也正是他一介书生真情至性的地方。

吹牛的本钱

刘对同辈人很狂,十分倨傲,但平时对学生却十分平易近人,没有一丝架子。当年弟子这样描述他在昆明时的形状:

“先生身材不高,晚年体弱瘦削,虽为一级教授,日常均身着青布长衫,脚着布面圆口鞋,不修边幅,却飘逸自如,不失学者风度。上课时则用一块蓝布包着讲义或教材,夹在腋下,慢慢走进会泽院,走入教室。”

“先生读书或与朋友学生交谈时,喜抽香烟,爱喝清茶。我们去看望或有所请教时,他总是打开烟盒,递给我们一支烟,而后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着,此时谈风甚健,说古论今,厚积薄发,虽体虚气弱,常常手之舞之,神采飞扬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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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。一次,因为他备新课久未去看望刘文典先生,特抽出时间前去看望。不料,刚见面他就被刘文典没头没脑地痛骂了一顿,说陶光是“懒虫”、“没出息”、“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”。

陶光想,我虽一贯尊重你,但学生也不是奴隶,可以随便辱骂。他一时忍无可忍,便准备以暴易暴。正当陶光要怒目反击时,忽见刘文典用力一拍桌子,声音极大地呵斥道:“我就靠你成名成家,作为吹牛的本钱,你不理解我的苦心,你忍心叫我绝望么?”转眼,老师愤怒的脸已转变成可怜的脸。

见这光景,陶光将要爆炸的怒火突然平息了,反而变成了同情、怜悯老师!对于老师视他为‘吹牛的本钱’一语,很让陶光感动,他几乎要破涕为笑了。

随即,陶光扶老师坐下,为老师倒一杯茶,承认自己太粗心,并解释说,因为自己备新课任务重,所以久未前来问候。

刘文典也自知批评学生太过火,便留下陶光吃饭,算是示好。

后来刘文典出版《庄子补正》,让陈寅恪作序,特地叮嘱学生陶光用毛笔为自己题封面。这是老师对学生最高的尊崇,是权威教授的鼓励。陶光每谈及此,都喜形于色,感谢老师的厚爱,研究学问上自然变得更加勤奋。

他的狂傲与谦卑

民国教授中,刘文典的“狂”与“傲”是十分出名的,在学坛也留下了不少奇闻轶事。但他曾自我评价说:“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,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。”

“不识”巴金,怒怼新派学者

刘文典专心研究古典文学,很看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,认为“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”。

有一次,有人向他提起当时以《激流三部曲》名噪一时的巴金。他想了一会儿,喃喃地说:“我没有听说过他,我没有听说过他。”

他在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当教授的时候,也不把闻一多、朱自清这些“才子”出身的教授放在眼里,对讲授“语体文”写作的作家沈从文等尤为蔑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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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从文

当得知西南联大要提沈从文为教授时,他勃然大怨,说:“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,他该拿四百块钱,我该拿四十块钱,朱自清该拿四块钱。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!他要是教授,那我是什么?”

替庄子跑警报

1939至1940年,日本飞机经常到昆明轰炸,师生看到五华山上红球升起,便放下手中的活,开始跑警报,到防空洞里躲避日机轰炸。

有一天,日机空袭,警报响起。西南联大正在上课的教授和学生照例疏散到昆明城外去躲藏。

正当大家或疾走或快跑争先恐后之际,沈从文凑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。他略显不悦之色,就对同行的学生说,“沈从文是替谁跑警报啊!这么匆匆忙忙地,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,他替谁跑?”

沈从文虽然听见了,但尊他是前辈,没有说什么就跑开了。

十二分敬重陈寅恪

刘文典眼高于顶,却并非目中无物,他早年师从国学大家刘师培,精研《说文解字》和《文选》,对前辈学问家章太炎和同辈学问家陈寅恪低首下心,知所恭敬,除此之外,能入他法眼的文人学者不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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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寅恪

在西南联大教书时,刘文典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寅恪的万分之一,还告诉学生:“我对陈先生的人格、学问不是十分敬佩,是十二万分敬佩。”他宣称,西南联大总共只有三个教授:陈寅恪一个,冯友兰一个,他和唐兰各算半个。

试想,西南联大差不多集结了全国的学界精英,他自鸣得意的“三个教授论”会得罪多少同行?

“只吃仙桃一口,不吃烂杏满筐”

刘文典对自己的学问是相当自负的。当年在西南联大开“红楼”讲座的人有两个,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吴宓,另一个便是刘文典。

刘文典原本不是研究《红楼梦》的,只因他听了吴宓的《红楼梦》讲座,不同意见太多,于是灵机一动,也客串一回红学家,开个讲座,唱唱对台戏。

刘文典的号召力不小,教室装不下太多的听众,西南联大的广场就成了他的讲坛。一支蜡烛,一副桌椅,众人席地而坐,虽寒碜了点,学生却不以为苦,反以为乐。刘文典身着长衫(他的长衫特别长,扫地而行),款款入座。一位女生站在桌边,从热水瓶里为他斟茶,他满饮一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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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戏做足了,刘文典这才昂然而起,一字一顿地念出开场白:“只、吃、仙、桃、一、口,不、吃、烂、杏、满、筐!吃仙桃一口足矣。我讲《红楼梦》嘛,凡是别人讲过的,我都不讲;凡是我讲的,别人都没有讲过!今天跟你们讲四个字就够!”

一部《红楼梦》,他以四字蔽之,这四字是“蓼汀花淑”。他的讲解用上了音韵学。“元春省亲大观园时,看到一幅题字,笑道:‘花淑二字便妥,何必蓼汀。’花淑反切为薛,蓼汀反切为林。可见当时元春就属意薛宝钗了。”

此说一出,下面立刻“哦”的一声,众人仿佛醍醐灌顶,全开了窍,《红楼梦》的主旨迎刃而解,要义也昭然若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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