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文典:民国最“傲娇”的大师

2019-05-28 14:15:39 郑志刚 43

刘文典出生于合肥,他也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合肥人,对合肥一直有很深的感情。现在只要看到刘文典的著作,凡是线装本的,第一页上都写有合肥刘文典。据说,刘文典还专门印了一张名片,上面没有写什么教授的头衔,就几个字,“刘文典,合肥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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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文典

刘文典(1889~1958年),字叔雅,出生于安徽合肥,祖籍安徽怀宁,中国文学史家。1909年赴日本求学,1916年回国,历任北京大学教授、安徽大学校长、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。1938年到昆明,先后在西南联大、云南大学任教,为九三学社成员。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,著作有《淮南鸿烈解》、《庄子补正》、《三余杂记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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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师之路

1889年,刘文典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家境尚算优渥的家庭,父亲以经商为业,为人本分,很重视子女的教育。幼时,刘文典便被父亲送往教会学校学习,又因其聪明好学,日后又掌握了英、德、日等多方外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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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文典与其家人

前排左一为其夫人张秋华,后排为次子刘平章及其媳马顺珍

年轻时候的刘文典,好学、善学、潜心于学问,他不仅得到陈独秀、刘师培的赏识,担任过孙中山秘书,还师从陈寅恪,学有专攻,写出了《淮南鸿列集解》、《庄子补正》等不朽名篇著作,是一位被公认的拥有真才实学的学者。

27岁那年,刘文典已被聘为北大教授。“五四”运动前后,他担任《新青年》杂志英文编辑。 1927年,刘文典任国立安徽大学校长。1929年,他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、主任,同时在北大兼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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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文典

抗日战争爆发后,日本侵略者曾多次派人请他出来教学并在日伪政府做官,他都断然拒绝,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。1938年刘文典先生前往昆明,在西南联大任教,后被聘到云南大学任教,直至新中国成立。

1949年末,昆明解放前夕,朋友曾动员他去美国,已替他找妥具体去所,并为他一家办好了入境签证。但刘文典谢绝了,他说“我是中国人,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”。1956年刘文典被评为一级教授,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、二届委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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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文典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写给夫人张秋华的家书

刘文典学业精湛,治学严谨,被当时的大师们广为赞誉;他性格耿直,个性鲜明,被称为民国最有骨气的文人与名士;他上课不拘一格,深受学生欢迎与爱戴;他敢于顶撞蒋介石,全力维护学生,一身傲骨被广为流传;他身怀名节,爱国正直,代表着知识分子的脊梁。他眷念着故土合肥,不忘家乡情怀,多次将字画捐至安徽大学;他有拳拳爱子之心,春风化雨成铮铮教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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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学:逍遥自在,浮游随性

世上最懂庄子的人

1906年,刘文典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芜湖安徽公学。这是一所新式学校,当时,陈独秀、刘师培正受聘于这所学校,担任学校教师,民主气氛十分浓厚。

三年后,刘文典赴日留学,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,并在章太炎等人影响下开始反清活动。1912年,刘文典学成回国,与他人一起创办《民立报》,任编辑和翻译,后因特殊机缘,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。

1917年,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,他聘请刘文典任北大中文系教授,从此刘文典开始踏上治学之路。

北大授课期间,刘文典把主要精力放在《淮南子》校勘上,经过多年努力,1923年,《淮南鸿烈集解》正式出版,刘文典一时声名大振,也由此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。

胡适破例为其作序,并对此书大加赞誉。晚年周作人也曾回忆说:“他(指刘文典)实是一个国学大家,他的《淮南鸿烈集解》的著书出版已经好久,不知道随后有什么新著,但就是那一部书也足够显示他的学力而有余了。”

刘文典并没有就此满足,此后又开始了《庄子》和《说苑》等经典的校勘工作,在校勘界声誉日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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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9年,《庄子补正》出版,陈寅恪为之作序,不惜大放溢美之词。陈寅恪人称“教授之教授”、“大师之大师”,能为此书作序,刘文典顿时身价倍增。此书一出,刘文典在全国学术界获得“庄子专家”的美誉。

每次上课讲《庄子》时,刘文典第一句总是说:“《庄子》嘛,我是不懂的,也没有人懂!”言下之意是如果他不懂《庄子》,别人就更不懂了,可见其自负之情。

在西南联大时,曾有人向刘文典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,刘文典大发感慨,口出狂言说:“在中国真正懂得《庄子》的,就是有两个人。一个是庄周,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。”

《庄子补正》的出版,也让刘文典的学术生涯达到最高潮期。

据闻,刘文典为了静心研究学问,总是在夜里九十点钟开始看书写作,一直到第二天七八点才睡觉,从来不吃早点。到了中午,饭做好后,由夫人张秋华负责叫他起床,并把他“领”出房间。

有时,张秋华给他夹菜时,他还朦朦胧胧的,似乎没睡醒,看也不看便一口吃下去,在他看来外表饮食这些学问之外的事,都不足留意,足见其修学刻苦。

最受学生欢迎的刘教授

西南联大的教授会讲课的不少,但像刘文典那样把课讲得出神入化的并不多。刘文典一直深得学生的欢心和敬意,连他的冤家对头也不得不佩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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喜欢拖堂、月下授课

刘文典先在北大、清华任教,抗战时,又在西南联大任教,他既学问精深,性格耿直,又对学生平和友善,被学生称为“最有学术声望”与“最受学生欢迎”的教授之一。

刘文典在西南联大开设《庄子》、《文选》等课程。他讲课不拘常规,常常乘兴随意,倒也别开生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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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的课堂

上《文选》课时,刘文典总是带上一壶茶,外加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,讲到得意处,他就一边吸旱烟,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,下课铃响也不理会。下午课时,他经常拖堂到五点多钟才勉强结束,倒是学生们也不厌恶他的拖堂,反而乐意他的高谈论阔。

有一次,刘文典只上了半小时的课,便夹着教案要离开,同学们甚是不解。只见,刘文典徐徐宣布说:“今天提前下课,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。”

原来,下周三是阴历五月十五,他要在月光下讲《月赋》。届时,校园内摆下一圈座位,刘文典坐在中间,当着一轮皓月大讲《月赋》,生动形象,见解精辟。同学们听得很是入迷,觉得是一次难得的享受。

张中行晚年在回忆文章中记录了一件有趣的事。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庄子时,一次大名鼎鼎的吴宓教授也去旁听,“他讲书,吴宓(号雨僧)也去听,坐在教室内最后一排。他仍是闭目讲,讲到自己认为独到的体会时,总是抬头张目向最后看,问道:‘雨僧兄以为如何?’吴宓照例起立,恭恭敬敬,一面点头一面答:‘高见甚是,高见甚是。’惹得全场人为之暗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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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宓

吴宓一向自视甚高,但对刘文典的学问却是十分佩服的,一九四二年他在日记中记录:“听典讲《红楼梦》并答学生问。时大雨如注,击屋顶锡铁如雷声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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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画面或许能让你想起电影《无问西东》中西南联大雨中上课的一个场景,因云南雨势太大,雨珠“啪啪”敲击在教室房顶,学生无法听见教授的声音,只得安静下来静静等待,教授在黑板上从容地写下四个大字“静坐听雨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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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世音菩萨

刘文典在教学中,经常语出惊人。

一次,有学生问道:“先生对写文章有何高见?”“问得好!”刘文典应声而答,然后朗声吐出五个字——“观世音菩萨”。

众学子一听无不愕然,先生这不是答非所问?给我们念什么佛呀?

刘文典神秘地解说道:“‘观’,多多观察生活;‘世’,须要明白世故人情;‘音’,讲究音韵;‘菩萨’,要有救苦救难、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。作文一样,也不可以说得天花乱坠,离题太远,完了。”

这个解释通达明晰,学生豁然开朗。

刘文典于“观世音菩萨”五字上心得几何?他胸无城府,不够圆滑,张嘴就会得罪人,至少在“世”字上是颇有欠缺的。但这也正是他一介书生真情至性的地方。

吹牛的本钱

刘对同辈人很狂,十分倨傲,但平时对学生却十分平易近人,没有一丝架子。当年弟子这样描述他在昆明时的形状:

“先生身材不高,晚年体弱瘦削,虽为一级教授,日常均身着青布长衫,脚着布面圆口鞋,不修边幅,却飘逸自如,不失学者风度。上课时则用一块蓝布包着讲义或教材,夹在腋下,慢慢走进会泽院,走入教室。”

“先生读书或与朋友学生交谈时,喜抽香烟,爱喝清茶。我们去看望或有所请教时,他总是打开烟盒,递给我们一支烟,而后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着,此时谈风甚健,说古论今,厚积薄发,虽体虚气弱,常常手之舞之,神采飞扬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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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。一次,因为他备新课久未去看望刘文典先生,特抽出时间前去看望。不料,刚见面他就被刘文典没头没脑地痛骂了一顿,说陶光是“懒虫”、“没出息”、“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”。

陶光想,我虽一贯尊重你,但学生也不是奴隶,可以随便辱骂。他一时忍无可忍,便准备以暴易暴。正当陶光要怒目反击时,忽见刘文典用力一拍桌子,声音极大地呵斥道:“我就靠你成名成家,作为吹牛的本钱,你不理解我的苦心,你忍心叫我绝望么?”转眼,老师愤怒的脸已转变成可怜的脸。

见这光景,陶光将要爆炸的怒火突然平息了,反而变成了同情、怜悯老师!对于老师视他为‘吹牛的本钱’一语,很让陶光感动,他几乎要破涕为笑了。

随即,陶光扶老师坐下,为老师倒一杯茶,承认自己太粗心,并解释说,因为自己备新课任务重,所以久未前来问候。

刘文典也自知批评学生太过火,便留下陶光吃饭,算是示好。

后来刘文典出版《庄子补正》,让陈寅恪作序,特地叮嘱学生陶光用毛笔为自己题封面。这是老师对学生最高的尊崇,是权威教授的鼓励。陶光每谈及此,都喜形于色,感谢老师的厚爱,研究学问上自然变得更加勤奋。

他的狂傲与谦卑

民国教授中,刘文典的“狂”与“傲”是十分出名的,在学坛也留下了不少奇闻轶事。但他曾自我评价说:“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,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。”

“不识”巴金,怒怼新派学者

刘文典专心研究古典文学,很看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,认为“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”。

有一次,有人向他提起当时以《激流三部曲》名噪一时的巴金。他想了一会儿,喃喃地说:“我没有听说过他,我没有听说过他。”

他在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当教授的时候,也不把闻一多、朱自清这些“才子”出身的教授放在眼里,对讲授“语体文”写作的作家沈从文等尤为蔑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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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从文

当得知西南联大要提沈从文为教授时,他勃然大怨,说:“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,他该拿四百块钱,我该拿四十块钱,朱自清该拿四块钱。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!他要是教授,那我是什么?”

替庄子跑警报

1939至1940年,日本飞机经常到昆明轰炸,师生看到五华山上红球升起,便放下手中的活,开始跑警报,到防空洞里躲避日机轰炸。

有一天,日机空袭,警报响起。西南联大正在上课的教授和学生照例疏散到昆明城外去躲藏。

正当大家或疾走或快跑争先恐后之际,沈从文凑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。他略显不悦之色,就对同行的学生说,“沈从文是替谁跑警报啊!这么匆匆忙忙地,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,他替谁跑?”

沈从文虽然听见了,但尊他是前辈,没有说什么就跑开了。

十二分敬重陈寅恪

刘文典眼高于顶,却并非目中无物,他早年师从国学大家刘师培,精研《说文解字》和《文选》,对前辈学问家章太炎和同辈学问家陈寅恪低首下心,知所恭敬,除此之外,能入他法眼的文人学者不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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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寅恪

在西南联大教书时,刘文典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寅恪的万分之一,还告诉学生:“我对陈先生的人格、学问不是十分敬佩,是十二万分敬佩。”他宣称,西南联大总共只有三个教授:陈寅恪一个,冯友兰一个,他和唐兰各算半个。

试想,西南联大差不多集结了全国的学界精英,他自鸣得意的“三个教授论”会得罪多少同行?

“只吃仙桃一口,不吃烂杏满筐”

刘文典对自己的学问是相当自负的。当年在西南联大开“红楼”讲座的人有两个,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吴宓,另一个便是刘文典。

刘文典原本不是研究《红楼梦》的,只因他听了吴宓的《红楼梦》讲座,不同意见太多,于是灵机一动,也客串一回红学家,开个讲座,唱唱对台戏。

刘文典的号召力不小,教室装不下太多的听众,西南联大的广场就成了他的讲坛。一支蜡烛,一副桌椅,众人席地而坐,虽寒碜了点,学生却不以为苦,反以为乐。刘文典身着长衫(他的长衫特别长,扫地而行),款款入座。一位女生站在桌边,从热水瓶里为他斟茶,他满饮一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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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戏做足了,刘文典这才昂然而起,一字一顿地念出开场白:“只、吃、仙、桃、一、口,不、吃、烂、杏、满、筐!吃仙桃一口足矣。我讲《红楼梦》嘛,凡是别人讲过的,我都不讲;凡是我讲的,别人都没有讲过!今天跟你们讲四个字就够!”

一部《红楼梦》,他以四字蔽之,这四字是“蓼汀花淑”。他的讲解用上了音韵学。“元春省亲大观园时,看到一幅题字,笑道:‘花淑二字便妥,何必蓼汀。’花淑反切为薛,蓼汀反切为林。可见当时元春就属意薛宝钗了。”

此说一出,下面立刻“哦”的一声,众人仿佛醍醐灌顶,全开了窍,《红楼梦》的主旨迎刃而解,要义也昭然若揭。

被和尚追着打

刘文典在清华大学任教时,需要查阅某种佛经。他听说北京西山香山寺藏有此佛经,就前去阅看。

该寺有严格规定,非佛教人士,不准借阅藏书。允许借阅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,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,必须用寺院特制的蔑子翻阅,违者受罚。

该寺管理藏书的老和尚与刘文典略有认识,知道他是著名学者,特准他借阅,佛堂内也不派僧人专门看守。阅前,老和尚向他详细介绍了阅读规则,他当即承诺,严守规约。

老和尚去后,刘文典静坐读经。看了一会儿,他因路途劳顿,有些疲倦,见室内有一空床,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。不料,他看着看着,就睡着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,正在睡梦中的他忽然听到骂声,头面受到扑打。他睁眼一看,老和尚边打边斥责说:“你言而无信,竟把佛经丢在地上!”原来,他睡着之后,手一松,身子一歪,手中的佛经也就随之掉落。

老和尚本来想与他谈论佛学,进来一看这情景,顿时火冒三丈,拿起扫帚就打过来。

此举有如当头棒喝,刘文典顿时清醒。他一面苦苦求饶,一面在佛堂内抱头鼠窜。老和尚见他甘心挨打,并没有教授架子,怒容一变,“扑哧”一声笑了。

不打不成交,刘文典和老和尚成了好朋友。老和尚到清华大学拜访,他还专门设素斋招待。

敢于顶撞蒋介石

1928年,刘文典在安徽大学(校址安庆)任职期间,学校发生学生风潮。

蒋介石以国民政府首脑身份亲临安庆,施行弹压。他专门召见相关人员,痛加训斥,指出这次学潮是“安徽教育界之大耻”。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,自然首当其冲。可他并不知“罪”,见到蒋介石只称“先生”,不称“主席”,扫了对方颜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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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出格的事情还在后头,蒋介石寒着脸要刘文典交出学生领袖名单,必须对罢课分子严惩不贷。刘文典根本不买账,还将蒋顶上南墙:“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。你是总司令,就应该带好你的兵。我是大学校长,学校的事由我来管。”针尖对上了麦芒。蒋介石恼怒不已,当众拍桌,声色俱厉地大骂:“你是学阀!”刘文典素性恃才不羁,也戟指回击:“你是新军阀!”

蒋介石集军政大权于一身,岂容手握笔杆子的文弱书生挑衅他的戎威?盛怒之下,杀气腾腾,不仅掴了刘文典两记耳光,还以“治学不严”罪名将这位名士关进监狱,并且发出死亡威胁。

刘文典身陷囹圄,性命危在旦夕。好在全国学界和新闻界并非万马齐喑,“保障人权”、“释放刘文典”的呼声随之而起,安徽学运也有余烬复燃之势。蔡元培出面力保这位早期同盟会员、孙中山的老秘书,陈立夫也从中斡旋,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,这才以“即日离皖”为条件,释放刘文典。

蒋介石的两记耳光确实响亮,刘文典的名声也因此响了起来。蒋介石的偶然之举成就了狂士刘文典的一世英名。

老师章太炎听到此事后,对刘文典的书生骨气十分欣赏,亲自手书一联相赠:“养生未羡嵇中散,疾恶真推祢正平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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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太炎先生书赠刘文典的对联

这副对联一直为刘所珍藏,至今还保存在刘文典次子刘平章家中,从一个侧面十分贴切地反映出刘疾恶如仇正直善良的品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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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刘文典,合肥”

刘文典出生于合肥,他也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合肥人,对合肥一直有很深的感情。现在只要看到刘文典的著作,凡是线装本的,第一页上都写有合肥刘文典。据说,刘文典还专门印了一张名片,上面没有写什么教授的头衔,就几个字,“刘文典,合肥”

筹建安徽大学

安徽大学的建校与刘文典的努力密不可分,在教书育人方面,刘文典的态度更是令人赞赏。

1927年夏,刘文典先生受安徽省政府之邀,筹备安徽大学建校工作,为此四方奔走。于第二年最终实现安徽孕育多年的大学梦想,刘文典先生任法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,行校长职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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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大学校园里,刘文典教授的铜像

安徽大学档案馆刘文典纪念馆始建于2008年,为的是纪念安徽大学建立80周年,且缅怀刘文典先生逝世50周年。整个刘文典纪念馆的墙壁,都展有刘文典的著作。

捐赠图书、书画给安徽大学

1935年,刘文典曾经给当时的安徽省图书馆馆长写信,信中称,用一半薪水买书,有生之年供教学之用,过世以后则要捐给安徽省图书馆。

刘文典去世后,其夫人张秋华曾捐了一批图书和字画,其中包括董其昌、刘墉等大家的字画给了安徽省博物馆,安徽大学校庆时,其家人又将仅剩的最后一批刘文典的东西捐给了安徽大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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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大学刘文典纪念馆

刘文典的儿子刘平章称,父亲还有一批旧书,目前藏在台湾“国立台北科技大学”图书馆,共513册,其中多半是清朝的书籍,这也是花费了74年才找到的,如果这批书能回来,他也将完成父亲的遗愿,捐献给安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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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眉对日,温以传家

刘文典是个”硬骨头“,这让他在后来与日本人的斗争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。

刘文典在子女教育上,非常注重以身作则,告诫子女要好好学习,诚恳待人。在事业选择上,刘文典的一件往事,对儿子刘平章影响极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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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文典与次子刘平章

在离开安徽大学时,有人立荐刘文典为教育部部长,但被刘文典回绝了,他后来告诉儿子说,“只有终身之教授而无终身之部长,我决定北上到北大去教书”。

这件事也让刘平章明白了,做人要有本色,要从事一些终身的职业。而他这一生,作为一名优秀的建筑师,也是因为记住了父亲这句话,不忘“老老实实地做事,老老实实地做人”。

对日本人

刘文典是个”硬骨头“,这让他在后来与日本人的斗争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。

九一八事变后,北平的青年学生,为敦促政府抗日,曾发起卧轨请愿。刘文典的长子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,也参加了这一活动,后因连夜在外受寒患病而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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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美林绘刘文典画像

刘文典对此十分悲痛,也更加痛恨日本人。以后每次上课都要讲一段“国势的阽危”,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。对此,他当年的学生曾有过一段生动的记录:“然尚有一事更可以使我们对于刘先生表示极大的敬意的,就是刘先生爱国心的热烈,真是校内无二人!去年长城战事闹得极凶的时节,刘先生每次上国文班,必花一部分的时间,哭丧着脸向我们伸说国势的阽危,并且告诉我们赶快起来研究日本。”

刘文典不仅号召别人研究日本,自己也全力以赴,熬夜至两三点,来翻译日本的文章,让更多国人了解日本这个民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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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文典发表在《大公报》的文章《荒木贞夫告全日本国民书》

1933年4月10日刘文典翻译的《荒木贞夫告全日本国民书》一文,发表在《大公报文学副刊》上,文中详细介绍荒木贞夫的军国主义思想,希望能够警醒国人“知道日本统治者的意见、政策和野心”。

由于过度劳累,第二天上课时常常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,只好如实向学生道出实情,听了此事,班上的学生不仅毫不抱怨,反而被他的爱国热情感动得连“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”。

“我是中国人,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?”

“七七”事变后,刘未能及时南下,鉴于他的名望,日本人通过周作人来做他工作,请他出来做伪事,遭到他断然拒绝。刘文典对周作人说:“国家民族是大节,马虎不得,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。”

日本人被他的态度激怒了,闯进刘家翻箱倒柜,刘愤然作色,拒绝回答日本人的任何问题,翻译官责问道:你是留日学生,太君问话,为何不以日语作答?刘称“以发夷声为耻”,拒不说日语。

一九三八年,在朋友帮助下,刘文典化装逃出北平,由天津搭外轮,经香港、海防,辗转来到昆明。他后来在给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信中说:“典往岁浮海南奔,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,辛苦危险,皆非所计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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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文典与夫人张秋华

1949年,胡适为刘文典办好了一家三口的机票,联系好了美国的大学,想帮他换个新环境。对于胡适的好意,刘文典敬谢不敏,他说:“我是中国人,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?”他久已远离政治纷争的漩涡,只是出于朴素的爱国之情留下未走。他没有力气再折腾了,眼看把乱世挺到了尽头,接下来只想过过太平日子。当时,许多学人都是抱着这样的想法留在大陆。

“擦皮鞋者”

刘文典非常注重对孩子的教育,作为一个教师,他更善于将涓涓教诲融入日常生活中。

1957年3月,刘文典在北京开全国政协会期间,就曾给次子刘平章写了一封特殊的信,信中,他称呼儿子为"kolya",落款为"擦皮鞋者"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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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文典写给其子刘平章的信

“Kolya:我在京用费极大,所带的钱早已用完。正是两袖清风,你要电汇用来救济,解除我的经济危机。

我的旅费用尽只好步行回昆明了,不能从四川经过了。我连日参加最高国务会议,开会地点在怀仁堂。得以饱看中南海的雪景,真是兴奋极了,愉快极了。你很可以乘我在京的机会来北京一游。我可以买最精致的玩具给你,带你游览名胜,吃前门饭店精美美的西餐……”

原来,开会期间他在书店看到《苏联画报》上有一幅名为《擦皮鞋者》的讽刺溺爱子女社会现象的漫画。画面上,一个满额皱纹、衣着褴褛的老头在严冬中蹲在地上为儿子"kolya"擦皮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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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文典写给次子平章的书信

此时刘文典正好接到在成都读大学的儿子讨生活费的来信,想到自己对儿子的溺爱,不免自责。他没有摆出"老子"的架子,而是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来教育儿子。信中不提寄钱的事,反说自己在京费用大,钱已用完,要儿子汇点来解除经济危机。儿子平章读后,既感温馨又受教育。 后来在给儿子的多次书信中,他又反复叮嘱儿子要节约,不能养成浪费的习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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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文典写给儿子刘平章的家信

刘文典一向育人有道,无论是自己的亲属血脉还是学徒学子,总是言传身教,他从来把子女当作朋友一样对待,用平等的态度与之交流。

1955年端午节,刘文典在观看郭沫若话剧《屈原》片段后,给儿子刘平章写了一首诗——《观剧诗》。

“宋玉悲秋亦我师,伤心又吊屈原祠。娥眉漫结平生恨,文藻空存异代思。县圃曾城无定所,桂旗兰枻竟何之。二千三百年间事,剩有江声似旧时。甲午五月五,观剧诗写示平章儿,叔翁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