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，儒家政治伦理是贯通性的，这就为管理学扩展了宏大视野。管理体现在一个机构、国家或者企业中的最大效益是什么？显然不是银行结算出的金额，而是社会的总体“信誉”，这才是它们可持续开发、利用和增效的“财产”。这样的“财产”蕴含着丰富的伦理价值。用孔子的话讲是社会最终的“信”，即最大的“诚信”资产。政治的基本原则就是“取信于民”，对于社会民众来说，政治的最大财产就是储藏在他们心中的“信赖”。一个国家讲政治伦理，一国可治；一个企业遵循伦理原则，它也可以期待在市场中蓬勃发展；一个人讲“诚信”，则可成就为一个“正人君子”。儒家的人生伦理的原则，扩展到家庭、企业、社会、国家和世界的意义都是统一的。在中国现代执政党管理国家的层面，儒家“仁爱”、“民本”和“诚信”的政治伦理仍然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。

第二，儒家基于人性美好的信念，可以推动管理原则“由硬向软”转变。传统西方管理学建立在“人性之恶”的假设前提下，因而重视“硬”的制度和规则。与此不太一样，中国式的传统管理可能更重视人情、伦理等“软”的因素。西方管理大师彼得·德鲁克曾说：“正因为管理的对象，是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工作的人的群体，所以它永远以人性为课题，永远探究善与恶。”这就是说，企业内部的管理与政府管理企业和社会是一样的，都在追求在管理对象中间建立求善、求和谐的政治和社会伦理，这也是对于人性尊严的应有尊重。这种尊重人性、尊重市场的管理原则推动着当代社会治理从管理向服务转向。孟子将此政治伦理与社会伦理结合起来，概括为“以德服人”，从个人交友、企业运转、政府管理以至于国际关系，都可以从儒家的政治伦理中得到多元的启示。